《刑法》将这些措施规定在刑罚种类之外并非无意为之，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属于保安处分而非刑事处罚。
如此一来，企业雇佣女性劳动者的成本顾虑得到缓解。第三，解决市场失灵和缺陷问题。
概言之，宪法为促进型立法提供了充实的治理工具箱，促进型立法要打好组合拳，弹好协奏曲，配合使用好促进、放任、禁止和规范型治理工具，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多元共治的积极性。在现行宪法起草过程中，对于草案规定的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各种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条款存在争论，有人认为这条规定难以做到。[20]参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秘书处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3-386页。毛泽东强调这体现了宪法的灵活性，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李达对此指出，我国公民权利的真实性，就是关于公民权利的一切规定，都是以事实作根据的，都是有物质保证的。
促进意味着国家积极涉入特定领域，鼓励或引导其发展，甚至国家可能直接参与或躬身组织相关活动。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于公民在思想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不予干预，就是说，公民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既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27]尽管如此，在三种情形中，相关组织的三类活动也未必是对宪法原意的如实反映。
其三，相关的实务工作者在法治实践中直接论及普通法律规定的含义。在中国语境下，它的生成时间与制宪、修宪的过程基本重合，始自执政党的特定中央组织公布最初的制宪、修宪决定，终于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反观中国，如麦迪逊一般更动宪法原意的事例尚属鲜见。[30]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以上既是邓小平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张，也是他本人有关1982年全面修宪的构想。
[20]在修宪过程结束之后，未参与修宪之个人的活动也有可能反映宪法原意。此外，本文对于1954年制宪[4]亦有一定关注。
该方法在中国的宪法学界、法理学界已然引起了一定的学术兴趣。[29]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343页。宪法原意解释应当区分制宪史、修宪史与其前后的历史，后者对宪法原意有所牵涉但本身并不承载宪法原意。[41]不仅如此，时隔28年，其间人口更替的幅度不容小觑。
[42]譬如，1954年宪法序言第1自然段有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述，现行宪法第1条第1款则有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除了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之外，1975年宪法在文本上与现行宪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代表完全不曾考虑正在起草的宪法文本。与其说诸如此类的历史文献天然承载着宪法原意，毋宁说宪法原意回头指向了这些历史文献。
[49]笔者据以统计的信息参见注[48]，第1202—1226页。作为两种意义的宪法原意，起草者的原初意图和通过者的原初理解都属于主观范畴，但二者均可在历史时空中得以客观化。
下文将以1982年全面修宪以及其后的五次局部修宪为例研讨宪法原意的更替时间。另外，宪法宪法修正案不加书名号显示。
[49]综上所述，1978年修宪和1982年全面修宪的时间比较接近，二者的参与者也大体相同。换言之，这里有必要确定制宪、修宪过程究竟从何时起算。在宪法原意的全面更替之中，制宪时以及既往修宪时的宪法原意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溯。再来看制宪、修宪时社会现实的差别。因此，全国人大及其专门委员会（包括但不限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相关活动确有可能涉及宪法原意。宪法原意自当凝固、定格于制宪、修宪的过程之中。
[43]但在1982年全面修宪时，彭真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指出：对于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57]同注[31]，王汉斌书，第141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均在首条写入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提议修宪果真是修宪过程的开端，那么宪法原意的生成同样应该起步于此。
局部修宪所实现的宪法原意局部更替应以宪法修正案作为规范限定。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将探究宪法原意生成的时间起讫以及宪法原意更替的历史范围。
[44]在其看来，组成这个政权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5]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任务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中国以及美国、欧陆各国的宪法原意解释实践中，仅从一个理想化的时间点来捕捉宪法原意恐怕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当今中国，无论对宪法原意解释方法持有何种态度和立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必要认真研判宪法原意的时间定位。参见《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8页。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1954年末，中国总人口仅为60266万人。[37]作为这一修宪方案的倡导者，彭真提出了三点理据：一是，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比较适宜。
基于这一逻辑，宪法原意的更替时间应为修宪之时。相比之下，组织的指涉更加正式，更有权威，更具效力。
三是，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修改，有利于尽快完成任务。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显著差别，尽管1954年宪法与现行宪法的部分规定在字面上存在类同，二者的原意仍有可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
而作为通过者，第五届全国人大于1982年12月4日在其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如此一来，宪法原意解释的安定性便无从保证了。此外，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任期之内（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共有64名代表逝世、1名代表辞去职务、23名代表被撤销职务。但时隔仅数年，1954年宪法又成为了1982年全面修宪的基础。
不仅如此，只有在制宪、修宪过程之中，中国各族人民才有可能通过其代表将其意旨注入宪法规范。其中一些文献在修宪过程之中即已基本形成了或者完全形成了初稿，但其加工、校正和定稿则很可能是在修宪过程之后完成的。
[50]从这个意义上说，1982年宪法的所有规定相对于1978年宪法的相关规定都是新的，无论二者在文本上存在何种程度的类同。[39]同注[31]，《彭真传》编写组编书，第1439页。
[56]王汉斌在1993年局部修宪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有的认为该程序包括宪法修改提案的提出、宪法修改提案的审议和表决、宪法修改法案的公布和生效等3个阶段。
